荣剑：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何在？

  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何在？

                                                 荣剑

最近商界风声鹤唳，大佬们都噤若寒蝉，唯独马云一如既往，不时对商事、政事、国事和世界大事发表高见。前些天有朋友转来一个“马云舌战经济学家，计划经济论再起风云”的帖子，令我深感兴趣。马云的观点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要重新定义，万物互联的时代，人类获取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想象，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大数据会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让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所以，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马云的这番高论迅速引来了经济学家们的集体反驳，钱颖一、吴敬琏和张维迎这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分别在不同场合对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予以批评。钱颖一认为，20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但这个实验完全归于失败，中国经济的成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突出例子。吴敬琏认为，东欧经济学曾一直致力于探索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通过计划经济来模拟市场，根据市场供求来定价，以期达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同的效果，而东欧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个计划模拟市场的理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张维迎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错误在于，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而不是企业家的决策，企业家必须看到知识和数据背后的、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企业家的决策一定是超越数据的。

经济学家们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方面来批驳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论据是充分的，但从现有的报道来看，我认为似乎并没有击中马云的要害。我在给我这位朋友的微信中说：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数据经济，而是权力经济，对于马云，不能指望通过单纯的经济学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来驳倒他，他是在拿未来说事，这个争论就好像是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争论，人们总是把希望寄托于年轻人，争论的出发点错了，这是我说的没有击中他要害的意思。

那么，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是什么呢？要害就在于，不管是以前的东欧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计算来实现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马云通过掌握大数据来实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模式或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安排，和它相关联的制度性要素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按劳分配、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这些制度性要素的支撑，计划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离开特定的制度安排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得失，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同义语，这样一个制度设计是来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性矛盾，由此导致了社会化大生产总是处在无计划状态中，而生产无计划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为克服这个危机所提供的理论方案是：发动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用计划经济安排社会化大生产，在此基础上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看上去是非常的完美，生产资料和财富归全民所有，生产按计划进行，产品按劳动或需要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最后是没有国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这样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美好蓝图，按说应该深受劳动人民的欢迎，但在马克思的祖国——德国，代表大多数工人阶级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875年通过的党纲中，却根本不接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既没有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有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恩格斯语），而是奉行了一条被马克思恩格斯斥之为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主张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取得国家政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以社会所有制的方式改造私有制。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样一个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党纲，马克思表现得极其愤怒，当即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这篇重要文献，就是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集中阐述了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文献直至16年之后，也即是在1891年——马克思去世8年之后，才由恩格斯公开发表。这时，德国的工人运动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是在德国，而且是在整个欧洲，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二国际完全是由社会民主工党所支配，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退出了欧洲的政治舞台，共产主义被当做乌托邦从工人运动中清除出去了。恩格斯在这个新的历史潮流中也不得不开始有所反省，他在晚年认识到，共产主义“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就在发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同一年，恩格斯从股份公司这一资本主义新的所有制形式中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面前，恩格斯多少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计划经济的宏伟蓝图，根本就不可能在欧洲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遭遇了挫折，却在俄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集中吸取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相关论述，并在取得政权之后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以国家的名义建立了公有制的两种形态——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镇压一切反对势力，实行了国家机器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国家控制经济的方式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下，社会的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进行，没有任何市场调节。所以说，计划经济就是一种权力经济，是国家通过权力来控制经济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

苏联领导人原来一直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一定比市场经济更优越、更有效、更公平，但在苏联模式存在的70年时间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非但没有表现出它比市场经济更大的优越性，反而是在实际的运行中一日不如一日，既无效率，也无公平；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之后日趋成熟，它从根本上推动了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苏联模式的最后崩溃，宣告了一党执政模式的破产，也宣告了计划经济制度的彻底破产。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根本不可能通过计划、理性计算、数据化处理的方式来进行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计划经济作为权力经济的一种方式，从根本上束缚了人的创造性和发展动能。

如果说苏联基于它原有的工业化水平实行的是一种比较“精致”的计划经济，那么，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行的则是一种“粗陋”的计划经济。大凡上了40几岁的中国人，对这种粗陋的计划经济肯定是有切身感受，那时没有数据概念，有的是票据，票据之多，覆盖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粮票、肉票、油票、布票到粪票，几乎应有尽有。国家通过发放票据的方式来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计划管理的全面性甚至超过了苏联，国家既管物的生产，也管人的生产——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两种生产完全由国家计划统一管理，中国做到了登峰造极。

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行了20多年，结果是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生产和生活资料长期处于短缺，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不是实行改革开放，及时向市场经济转轨，而是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制度，毫无疑问，中国必定重蹈苏联的覆辙。有幸的是，中国进行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激发了社会的巨大活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包括创造出像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型企业，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坐享了市场经济的种种红利之后，马云现在又开始重新缅怀计划经济的好处，这仅仅是基于对数据化管理的信念？还是说有更深层的利益考量？事实上，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巨大，同时问题也是巨多。成绩是来源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问题则是来自于市场经济在缺失法治的条件下向权贵经济的转化，相当一部分权贵经济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变异而来，权贵集团通过权力部门的垄断、管控和影响来掌握各种经济资源，并通过市场经济渠道“合法”地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马云现在重提计划经济，无疑是想继续做大做强自己的企业，而数据化的计划管理显然是更有利于他的企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

马云解释了他的新计划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以及中国实行过的计划经济的区别，他认为通过数据化管理可以摸到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也就是说，只要摸到了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就可以用计算机来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很显然，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不过是兰格经济学的一个升级版。在兰格时代，人类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尚停留在人工计算的层面，而在大数据时代，人类借助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确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掌握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但数据化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是由计算机来掌控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最终还是被掌控在由人所控制的数据部门中。如果这个部门仅仅存在于阿里巴巴，为阿里巴巴所用，它或许会大幅度地提高阿里巴巴的经营管理水平；但这个部门如果是国家的一个新的权力部门，类似于一个新的计划委员会，那么，它一定会成为一个新的管制机器，成为一种新的权力经济。

重要的话要说三遍，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科学计算，不是数据化管理，更不是一个超越利益的和价值中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计划经济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经济，是国家支配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的权力控制系统。如同公有制名义上是人民所有，而实际上是国家代表人民所有，当国家代表人民所有时，实际掌控国家的人就成了真正的所有者。以人民的名义，以计划的名义，最后一定是以国家的名义，以权力的名义。

马云在鼓吹他的新计划经济论之前，已经在国家的政法机构做了一个数据化管理的报告，听众涉及上百万的国家政法人员，报告的效果和影响是可以估量出来的。他的新计划经济能否摸到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尚未可知，但他一定是已经摸到政府的有形之手。一个掌握了庞大的社会资源的政府，用它的有形之手一旦又掌握了强大的数据化处理能力，这样的计划经济会给中国带来何种后果，也是完全可以估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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